富瑞众投华谊兄弟破产不是新鲜事，但我们的电影立法却一直没做好准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腓特烈】

一、电影公司——不会破产的只有破产

一部人类电影史，不仅仅充斥着星光熠熠的演出史、天马行空的创作史、飞黄腾达的奋斗史，更是充满杠杆、对赌与破产清算的博弈史。

许多曾经辉煌的电影公司，无论其立足制片、发行还是综合，往往会因为一部电影的溃败、管理层的战略失误或过度扩张，最终走向被吞并或破产的结局。

近日，一则“华谊兄弟被申请破产重整”的消息在影视圈与资本市场激起千层浪。这家曾凭借《手机》、《天下无贼》、《集结号》等作品横扫中国影坛，甚至一度被誉为“民营电影第一股”的行业巨头，终究还是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从“去电影化”“拥抱短视频”的战略迷失，到债权人临门讨债、实控人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变卖个人资产为企业“止血”……华谊兄弟的现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滑铁卢，更像是一个电影产业野蛮生长时代的真·休止符。

然而，当我们跳出对华谊兄弟作为个案的唏嘘，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俯瞰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便能发现，华谊的今日并非孤例。

企查查显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注册资本约27.7亿元，由王忠军、王中磊等共同持股。风险信息显示，华谊兄弟已被列为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

二、“时代的落幕”？时代一直在落幕！

此次华谊兄弟破产清算事件，常被坊间称为“一个时代的落幕”云云，但在笔者看来，如此的高帽实在毫无必要，毕竟若以一家通识上的“知名”电影公司（无论是制作、发行、放映还是综合电影公司）的破产重组作为“时代的落幕”，那这时代的大幕拉上拉下也太频繁了点。

在人类的第一个电影“黄金时代”——大萧条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熠熠生辉、在近百年后的今日仍散发着不朽的魅力的作品们——《公民凯恩》《金刚》《黄金时代》《巴黎圣母院》《育婴记》……，其背后都有一家电影公司巨头的名字——雷电华电影公司（RKO Pictures）。

彼时，雷电华在好莱坞的声势之旺，连天才的华特·迪士尼都不得不屈从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将自己不朽的《幻想曲》和《木偶奇遇记》交由其发行。

那么，雷电华电影公司如今在哪？

答，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雷电华电影公司就已经变成了一具“不行尸的死肉”，“死且僵但没埋”。1978年，雷电华开始试图进行重组，但并不算成功。目前，独立的雷电华电影公司已经不复存在，其与其拥有版权的数千部作品在2025年被协和娱乐集团（Alchemy Copyrights, LLC，“Concord”）收购，作为协和娱乐集团旗下微不足道的“原创作品”板块（协和娱乐集团旗下85%收入来自音乐，14%来自于现场演出，“原创作品”板块所占份额不足1%）“苟延残喘”。

雷电华公司诞生后不久便奠定了其令不少好莱坞同行们深恶痛绝的电影巨鳄形象（其奠基人、幕后老板是金融巨鳄、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肯尼迪家族族长、首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而为了对抗电影巨鳄们，“老一辈艺术家”——包括但不限于卓别林、玛丽·毕克馥和D.W.格里菲斯，之后还吸引了奥逊·威尔斯、华特·迪士尼加入——合力创建了让电影人们能够“自己说了算”，并建立了盛极一时、让其所对抗的巨鳄们都不得不一时低头的“主创（导演）中心”创作制度的联艺电影公司（United Artists，亦翻译为“联美”）。

D.W. 格里菲斯、玛丽·毕克馥、查理·卓别林和道格拉斯·范朋克于1919年签署成立联美公司合同时的留影。

作为一家独立电影公司，联艺电影公司及其原班人马创造了足够辉煌的历史，包括但不限于制作或发行了《大独裁者》《丽贝卡》《最后的莫希干人》《史前一百万年》等传世杰作。作为独立电影公司与《乱世佳人》的最后一刻失之交臂，以及与联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独立电影制片人协会在1948年打赢了彪炳史册的“派拉蒙案”并最终催生了电影产业反垄断第一法《派拉蒙法案》……等等，都足以让人在近百年后仍津津乐道。

然而，蛟龙的命运不大好，周处的命运也不怎么行。联艺盛于“主创中心”制，也最终陨于“主创中心”制，最终在1981年因亏损严重而被米高梅当时的母公司特拉辛达收购并合并入米高梅，之后，联艺作为米高梅的子品牌跟着米高梅一起沉浮，乃至因为米高梅的破产事件彻底消失。直到2024年时方才传出了所谓“联艺品牌重启”的新闻——只是2024年这个所谓“重启品牌”的联艺，可能连“忒修斯之船的平方”都算不上。

而如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狮子（米高梅的吉祥物）不再怒吼”大事件所述，最终收购了联艺的米高梅结果也没好到哪去，其自本世纪初便陷入了破产传闻，并最终在2010年被破产重组。关注米高梅电影的朋友想必可以发现，自2023年开始，米高梅的“怒吼狮子”片头下面突然加上了一行“AN AMAZON COMPANY”：

那正因为米高梅在破产、兜兜转转后最终被亚马逊收购的结果——正是在这次收购中，亚马逊在拯救（且鲸吞）了米高梅的同时，也彻底埋葬了联艺，其将联艺品牌直接“删除”并将其完全并入美高梅。

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公司如此沉沉浮浮，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制片厂似乎也没好到哪去。

苏联历史上第二大电影制片厂，制作了《夏伯阳》、苏联版等佳作，培养了瓦西里耶夫兄弟、阿列克谢·盖尔曼、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等众多伟大艺术家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Ленфильм），即使其众多英勇的职员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列宁格勒围城中选择放弃东迁中亚而留下拿起道具枪械战斗，即使其东迁阿拉木图、塔什干的职员们在战争期间仍然忍饥挨饿为前线的红军战士们制作了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即使在苏东剧变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仍然坚称自己为“列宁格勒”而非“顺应局势”跟着所在城市改名为圣彼得堡……

然而，战胜了纳粹、未屈从于剧变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最终却败给了卢布——不同于叶利钦、普京两代鼎力扶持的“老大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苏联解体后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未能拿到俄罗斯联邦的国家资金补贴，在“弹尽粮绝”后先后经历了失败的私有化和一样失败的重新公有化。

现在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只能作为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市资”财产，仅仅作为一座孤零零的电影博物馆向游客展示其昔日的荣光——自2022年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就再也没有过制作/发行电影的记录，实际上从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制作/发行电影数量就日益稀少，甚至还比不上二战期间。

如上图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官网所示，2021年至2026年期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仅在2022年制作了两部电影，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最为艰苦的1942年，这个数字是五部

三、从致命梭哈到离奇人祸——千奇百怪的电影公司倒闭原因

此次华谊兄弟被申请破产重组事件，自一发生起，各方舆论便开始事前事后诸葛亮总结其“缘何至此”，有人称华谊兄弟之所以如此是在尚有积蓄的时候挥金如土、大肆溢价收购明星们创办的工作室而浪费了过多资金，有人称华谊兄弟在前个十年多次重大电影项目押宝失败才是造成其现状的核心，还有人称华谊兄弟只不过是电影产业整体衰退的play一环……等等等等。

笔者不是此次华谊兄弟被申请破产重组事件的审计人员，无从第一时间最直接得知华谊兄弟究竟缘何走向破产的真相。但在真实的历史上，除了“永不破产”的日本东宝以外，形形色色的电影公司倒闭的原因实在是太多太杂，以至于笔者无法在本文中对其进行穷尽列举，只能观其概要展示以下“最有名的”：

1、豪赌失败

电影产业虽然相较而言算是轻资产产业，但绝大多数电影公司并无非常稳定的现金流，票房并不能直接让电影公司“富裕”起来，其能否盈利往往着眼于衍生开发等“长期进项”。而在这种“即时现金流有限”的情况下，只要一次投入过多、回报过少的投资失败，就可能导致一家电影公司——哪怕其之前已经非常成功——走向破产。

联艺就是“豪赌失败”走向破产的典范。

1980年，在前一年《洛奇2》、《曼哈顿》等纷纷大获成功的情况下，因为坚持自己“主创中心”的信条，且过于信任导演“猎鹿人”迈克尔·西米诺，并为其号称将成为史诗的《天堂之门》(Heaven's Gate)无限制投资，联艺最终为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

《天堂之门》全片因为迈克尔·西米诺说好听是天马行空、说难听是朝令夕改的“点子”和几乎疯狂的完美主义创作方式不断追加投资，预算由750万美元最终暴涨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属于天文数字的4400万美元，且在预算超支并缺乏现金的情况下，如此高昂的投资大部分由联艺及其股东举债、加杠杆予以支付，结果，《天堂之门》遭遇巨大的票房滑铁卢，总票房不过300万美元，这一结果直接导致联艺系统资金断裂，和联艺的第一次破产重组。

但显然，联艺的第一次破产重组并没有足够警醒其同行——独立电影制片商们，十几年之后，因制作过《第一滴血》系列（前三部曲）、《终结者2》和《本能》等硬核大片的卡罗科影业 (Carolco Pictures)，在原负责人安德鲁·瓦伊纳离职的情况下，选择豪赌，总投资超过1.4亿美元投拍海盗题材电影《割喉岛》，最终全球仅斩获不足千万美元的票房，并收获了2012年前电影史上最惨痛的票房失败（该年被迪士尼的《异星战场》超越）。

与联艺好歹还收获了一次能勉强维持脸面的破产重组不同，卡罗科直接因巨额负债以及欠税等关联问题被判了“死刑”并从此消失（2017年其权利人曾通过出售商标等让卡罗科短暂“复活”，但其很快就再次销声匿迹了）。

2、不羁管理

除了一笔梭哈的失败豪赌外，电影公司管理人个人的管理模式也可能成为电影公司的“绞索”。

论“放荡于形骸之外”，恐怕没有例子可以比雷电华和“飞行家”、亿万富翁、花花公子霍华德·休斯的故事更加生动。

霍华德·休斯在雷电华电影公司

1948年霍华德·休斯收购雷电华，并且亲力亲为直接参与了雷电华的管理。显然，一个能打掉前伴侣（艾娃·加德纳）门牙的超雄男不大可能和同样以不羁和创意出名的电影工作者们相处融洽，因为休斯乖戾的性格和朝令夕改的管理模式，七年间雷电华大量的员工离职跳槽，导致雷电华江河日下。1955年，雷电华被休斯顶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电影事业的终结”、“长达七年的系统性掠夺”的骂名，折价卖给通用轮胎公司。

然而，如果说休斯给雷电华套上了绞索，那么通用轮胎公司才是真正将绞索勒紧了的罪魁祸首：后者收购雷电华根本就和电影无关，而是通过雷电华旗下同样闻名的一系列电视节目，达到插播广告卖轮胎以及别的什么玩意的目的。在通用轮胎公司的有意为之下，雷电华在1957年停止发行电影，并在同年下半年事实上停止制片，其业务被派拉蒙、环球、博伟等瓜分，最终成为“死了没埋”的僵尸企业典范。

3、因循守旧

如果说不羁管理是“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那么因循守旧就是“步子小了容易挤着蛋”。

华谊兄弟破产新闻传出时，苛责其最常见的一项言论便是指称华谊兄弟“因循守旧”，没有拥抱短视频、短剧时代的大潮云云。这一说法目前看显然是失实的，因为华谊兄弟的执掌者王氏兄弟在近年来至少还是发力过短视频领域的。

但是，这不是说电影史上没有因为因循守旧而最终倒闭的著名电影公司，这其中最著名的非属曾经的日本电影巨头、《罗生门》《座头市》等的缔造者——大映映画。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银幕”娱乐方式开始从以电影为主向以电视为主过渡，对此，大映映画也曾经一度拥抱潮流，成立电视制作公司（大映テレビ製作室）涉水电视制作业务。

但最终，因为社长永田雅一对于胶片的无限热爱，以及其家族纷纷在大映映画内部担任高管导致的绝对一言堂，永田雅一在六十年代后期甚至变得比六十年代前期更加守旧，并且在全家老小“回归传统”的鼓动中，错误地在电影院院线大大萎缩的前提下，下注给了当时已完全不再是电影主流的情色电影，这种闭目塞听的情境最终导致了大映连连衰退，并最终在1971年破产（后被角川书店收购“残羹剩饭”后，成为了角川集团旗下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

四、如何成立一家“永不破产”的电影公司

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所谓的精妙手段，成立一家“永远也不会破产”（或至少大致如此）的电影公司呢？

与读者朋友们的想象可能不同的是，现实中可能确实存在这么一家大概率“永远也不会破产”的电影公司，如上文所言，这就是你只要在大银幕上看个日本电影，就能在片头看到其标志的——东宝电影公司（東宝株式会社）。

笔者可以大胆断言，除非日本列岛沉海底，否则东宝电影公司永远都不可能倒闭。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东宝的管理层多么神机妙算一个点子顶一百年，纯粹是因为东宝在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独特性质，使得其几乎不可能倒闭：

1、“分摊压力”：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百年前东宝定下的日本电影基本制作“分摊压力”机制，目前仍然存续，即一部电影在制作时产生的成本，并非只由电影制作公司砸钱，而是由电影公司、电视台、图书出版社、广告商、商铺，后来还包括玩具厂和游戏公司等共同出资，这虽然减少了电影公司“暴富”的可能，但也大大对冲了电影公司“梭哈”制片的风险——一部电影赚的少可以用量来凑，但一部电影绝对不会赔出《割喉岛》或《天堂之门》；

2、“垄断王者”：与美国不同，日本没有《派拉蒙法案》，东宝作为电影产业全产业巨头——制片、发行、院线三手都要抓三手都很硬，就算制片不力，那日本几乎全部的国内电影发行渠道和全部外国电影发行渠道都掌握在东宝手里，只要日本还有人看电影，东宝就有的赚；

3、“万般操作转包租婆”：哪怕大家都不大看电影了，东宝也绝不惊慌。在手里闲钱充沛的上世纪中，东宝没有把闲钱投资于新电影，而是收购了拥有东京诸如银座等黄金地段的大量地产。说实话，就算电影不再赚钱，东宝含着眼泪收租子也能过得滋润无比了。

然而，东宝这种独一无二“不会倒闭”，实际上是百年前“爷爷东宝”们和光头军阀们做好了恶魔交易后延续至今的结果，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人可以复制之、效仿之，所以电影人们只能艳羡。

结语：《电影产业促进法》应更有所作为

而从本职出发，对此次华谊兄弟被申请破产事件，除了回顾历史外，笔者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应更有所作为。

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为电影产业制定专门法律的国家（其他国家与电影相关的法律大多散见于各单行法中），这就是2017年生效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然而，该法律与其说是“促进法”，倒不如说是“管理法”，其大部分内容与2001年生效的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并无二致，主要在于如何合法合规地制作、发行和放映电影，而对于“促进”相关的内容只有一章节十一条，且主要集中在原则性的补贴发放、税收优惠等。

相反，《电影产业促进法》全文未提“破产”二字，对于促进产业发展的两项至关重要的内容：

1、如何对已经明显不适合继续从业的电影公司，及时完成“出清”；和/或

2、如何在电影公司破产时，保护其名下的优秀电影作品不被“丢箱底”；

二者均无规定。这使得目前对于电影公司的破产机制，仍然只能被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的通识性规定，而《电影产业促进法》未能对此提供必要的、从电影产业特殊性出发的意见和指导。

显而易见的是，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造梦”的激情，更需要“避雷”的理性与“止损”的制度支撑。华谊兄弟的沉浮已然提醒公众，若撒播“热钱”的浪潮已退，仅靠往日的辉煌与IP的红利，无法在现代经济中永久“避风”，这是从雷电华、联艺、大映、列宁格勒到今日的华谊兄弟得出的“不变的教训”。

《电影产业促进法》已实施近十年，笔者希望，对本法未来的修订中，能够引入诸如“电影企业出清时的电影作品特殊保护路径”或“电影企业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等更具“促进”意义的条款。唯有建立起一套从“准入”到“运营”再到“退出”的完整制度体系，中国电影公司可能才能摆脱世界各国的老前辈们早已经历过的“野蛮生长”途径。

毕竟，导演和作品可以永驻银幕，但电影公司若不敬畏风险、不精研制度，那终究只能在大幕落下前，留下一段仓皇而逝的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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